葛兆光:徘徊在建构神话与记录史实之间的历史学

葛兆光

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在一个宗教信仰淡薄的国度里，书写记忆、重塑历史的叙事，无疑与权力和大众的信仰紧紧相连。因此，在中国的史学传统里，历史常常成为权力的婢女，在其中充斥着帝王将相的家史和古人牵强附会的神话。似乎只有有心人，才能在其中钩沉探佚出民族精神的起起落落与历史的巨流中，那些小人物生命的光彩。

坊间与学界对于民国学术史多有推崇与遥远的怀念，然而除却名人轶事和文士风流的追寻之外，对民国学术的意义却罕有深刻的洞见。在新的史料不断发现，新的学说大量涌入，学者的知识背景杂处于中西、新旧之间，那一代学人的遗产成就了许多史学研究中经典的范式，却也留下了无数的困惑让后继者继续追寻。民族存亡的时代里的著述似乎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焦虑与对于旧时代的温情，对于追求客观与科学性的现代学术来说，新的史料与研究方法的日新月异，却似乎再也找不到民国学术曾有的丰富意涵。

今年年初，葛兆光先生出版了学术随笔集《余音》。与专业的学术著作不同，这十几篇对于民国学人的书写中，更多的是心境的揣摩和古今之境遇的对照。民国学术的最大成就在于使传统史学由经学的附庸变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与一直以来葛兆光的追求不谋而合。无论是早年对中国思想史写法的重新探索，还是如今他所主持并推动的“从周边看中国”这都体现了他对于历史学自身的反思并通过新的史料探索另一种历史书写的可能，而这似乎也是民国学术最丰厚的遗产——在新史料的大量阅读背后，投射的是一个学者对于现实世界的深刻理解与悲悯的关怀。

全球视角下的东亚历史

问：近年来您所推动的“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通过对新史料的发现重新解读历史，您认为这对我们往昔以“王朝史观”与“政治史观”为核心的中国史研究有哪些挑战与补充？

答：1938年胡适代表中国在苏黎世第一次参加世界历史大会的时候，就指出20世纪中国史料有很多新发现，他列举了我们都知道的“四大发现”以后，也提到日韩保留的有关中国的史料。这些年，我们就试图发掘和利用这些史料，看看这些史料对中国史有什么用？

但是，研究越多就越感到，这些史料会提示我们，有很多历史事件实际上超越了现代国家的边界，原来，我们既可以把中国放在周边背景下来研究，也可以通过周边的立场、角度和观念来看中国。我们通过整理和研究这些史料，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应该把日本、朝鲜、琉球、越南、蒙古、中国等，放在一个更阔大的、相互联系的背景里来。

我在《宅兹中国》里曾经讲，古代中国历史研究不妨“从西域到东海”。为什么呢？如果说，布罗代尔把环地中海连成了一个历史世界，视野超越了西班牙、意大利、北非或是某国的历史，那么，中古的西域则是连接东亚、西亚、北亚、南亚的中心。研究中古时代的西域，可以看到整个亚洲。尽管八世纪中叶的怛逻斯之战，加上大唐帝国的内乱，使得大食帝国与大唐帝国，各自划分了彼此的疆域，虽然把西亚和东亚分成两方，但是，丝绸之路也把亚洲甚至更远的欧洲逐渐联结在一起，形成了东西两大政治、历史和文化世界。但是，到了明清，陆上道路没有那么方便了，东海（包括南海）就把环东海南海的各个国家，甚至更远的欧洲连起来了。加拿大的卜正民从塞尔登地图的研究中，就提出一个“南海贸易圈”，其实不止南海，也包括东海，因为从宋代起中国就开始“背海立国”，对外窗口逐渐从西向东移了。从1368年元明易代，到1405年跛子帖木儿去世，内亚帝国虽然不再向东，但嘉峪关向西的道路也不那么通畅了。这时东海、南海就把中国和朝鲜、日本、琉球、菲律宾、越南以及经过马六甲海峡向印度洋那一带的国家都连成了一片，再加上后来欧洲人也是由这个方向进入东亚，这个环东海南海的区域就成了一个超国家的区域。所以，我们越来越感觉，如果中国史的研究者能够超越王朝，超越帝国，超越现代国家的国境，以东海南海为中心，写一个更广阔背景下的历史的话，是很有意义的，从这方面看，这些个新史料对我们有很大的刺激。

卜正民

面对这些史料，我们也不再拘泥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现象简单的“有没有”。比如，我们最近整理朝鲜通信使文献，朝鲜通信使文献本来只是朝鲜跟日本交往的记录，包括日记、文书、诗歌等，初看起来只是在朝鲜跟日本之间，可你仔细体会，这些发生在朝鲜和日本之间的事情，背后往往都有中国作为“他者”存在。所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谈论在各国政治、文化比赛中，中国怎样作为“不在场的在场者”，这样，原本没有中国的通信使文献，就有了中国历史研究的意义，而且东亚各国的关系，就这样连接起来了。所以，这些新史料看起来只是来自异国，但它实际上刺激了我们理解更广大的周边区域，如果我们把中国放在这个广大背景里讨论，就会看出新的意义，这样的研究比较有意思。

举一个例子，我们过去常常讨论朝贡体制，这是个大题目。其实，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朝贡体制，一方面是政治性的，但另一方面，还有一个文化认同的问题。比如汉唐时代，东亚诸国可能政治、文化上对中华帝国都有认同。但是蒙元时代之后，随着各国文化独立、自国中心主义的兴起，过去所谓汉字文化圈、儒家文化圈在文化上的认同逐渐动摇，可是中国王朝还很强大，这就出现了一个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逐渐分裂的现象。政治上，我承认你是宗主国，我还是按照你的规定来贺岁、朝贡，经济上，我也需要和你往来，反正宗主国为了天朝面子，可以不要或者少要“里子”，朝贡有时候也不吃亏。但是，周边各国私下里却对中央王朝的文化神圣性，就不那么认可了，在背后就会指指点点，评头论足。所以，我们重新讨论朝贡体制的时候，周边的这些新材料，就对我们的历史理解起了很大的作用，原来，你从周边看中国，在表面的“政治承认”之外，还有深层的“文化轻蔑”，特别是明清易代，即所谓的“华夷变态”之后，这就造成了各国之间渐行渐远的现象，这种彼此分离对于后来西方冲击下，东亚诸国各自不同的现代进程会有影响。所以，这些新史料的解读，就使得我们理解近世东亚的朝贡体制，越来越深刻和丰富。

这里特别说的是，我们最近在做的一个课题，“历史中国的内和外”。历史上的内和外，其实不是像现代国家那样固定的，传统帝国的疆域是有变动的，有的地方渐渐成了中国之内，有的地方也会渐渐变成中国之外。所以，这就涉及了很多大问题，比如，现在属于民族史领域研究的问题，在古代有可能是中外关系史的问题；有些现在看来中外关系史的事儿，在古代可能却是民族史的事儿。我们现在往往按照现代中国边界划一个圈，边界内的叫民族史，边界外的叫中外关系史，这其实是会造成很多麻烦的。因为历史中国的疆域在不断地变动，如果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就会发现你研究的历史世界，中心和边缘也往往会改变。

举个例子，在现在的中国史论述里面，云南属于边缘。可在古代，云南未必是边缘，换一个立场和角度看，云南是西藏、缅甸、暹罗、安南，加上本地苗彝和汉文化交叉的中心呢！而且你也不能简单把它始终当作帝国之边缘，你看樊绰《蛮书》、看《南诏德化碑》，会觉得它的历史复杂得很，它曾经是唐帝国的边缘，可是它也曾联合吐蕃，甚至导致了唐王朝的灭亡。到了宋代，云南的大理国又就变成外国了，你不能把它当成宋王朝的边缘。可是到了蒙元时代，云南又纳入蒙元帝国成了边缘区域。因此，你需要跳出传统中国中心的历史观去理解云南文化，其实它蛮特殊的。比如，云南的佛教往往与内地汉传佛教不太一样，云南的族群也和泰国、缅甸、越南以及西藏的关系很复杂，你不能用传统中国史的观念，总把它当做中原王朝的附属或边缘，这样会忽略它的特殊性。

看历史，要根据历史调整立场和角度，如果你不再用传统中国史的固定立场和单一角度预设中央和边缘，之前的整个历史图景就会发生改变。这也是我们这些年来，提出“从周边看中国”以后，得到的一个体会。对于中国的历史，对于东亚的历史，我们借助周边的史料，也许能够逐渐地、稍稍地改变传统历史学的叙述方式。

问：您认为传统中华帝国经略边境的方式，有多少为近代中国所继承？

答：我不是研究近现代史的，对这个问题未必能讲得很清楚。简单地说，大清帝国处理十八世纪中叶之后逐渐扩大并且安定下来的西北和西南边疆，其实拥有一套相当灵活的方法。我们知道，大清是一个帝国，帝国不追求国民身份、政治制度和文化习惯的同一性，对于帝国边缘，可以用不同的制度、不同的策略、不同的方法，来管理不同的地区，这是帝国的一个特色。所以，在各个地区，大清皇帝比如乾隆皇帝，就具备多种帝国统治者的面貌：他对于汉人来说是传统的皇帝，对于蒙古人来说他是大汗，对于信奉喇嘛教的藏人来说，他是佛教的大菩萨，对于改土归流之后的西南苗彝来说，他同样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

因为从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都继承了“五族共和”的统一国家理念，所以，清帝国经营边疆的方法，在形式上好像都被继承下来了，我们也有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但事实上，还是不太一样的，当代中国除了对政治同一性的推动之外，由于交通的发展、移民和驻军、资源开发和市场流通等，边疆与内地的联系要比清帝国、中华民国密切很多。但是，似乎民族问题仍然没有很好的解决，还有很多麻烦，怎么办？回到帝国时代的政策和策略吗？我觉得不是办法。但是你问我有什么办法，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觉得，现代国家首先应该是国民国家，国民对于国家的认同，应当是第一序的，民族身份的认同、宗教信仰的认同则是第二序的。可是，为什么你要首先认同国家，成为国民，而不是认同民族、宗教的身份，强调民族身份和宗教身份呢？这就涉及到一个制度的问题，如果这个国家的制度，能够给每一个不同族群、不同信仰、不同地区的国民提供安全、幸福、公平和尊严，那么，他为什么要那么强调族群、信仰和文化的不同呢？以前毛泽东讲，民族问题说到底就是阶级问题，用阶级认同来代替民族认同，“亲不亲，阶级分”，可是现在我们可以讲，民族问题说到底是制度问题，制度好了，其他问题也许就好办一些。

梁启超

我特别要提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所进行的边疆研究和边政调查，这是很了不起的工作，可是对于这一方面，我们学界似乎还缺乏对这些成果的分析和总结，注意到三、四十年代所进行的边疆研究、边政调查的人还不够多，其实现在想想，真是一项了不起的尝试。为什么在三、四十年代会出现《禹贡》和《边政公论》这样的学术刊物？你分析分析时代背景，就可以了解它们的意义，它们的出现与国族危亡有关。顾颉刚和谭其骧在《禹贡》的发刊词中说，“这数十年中，我们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真够受了，因此，民族意识激发得非常高。在这种意识之下，大家希望有一部《中国通史》出来，好看看我们民族的成分究竟怎样，到底有哪些地方是应当归我们的”。我以前写过一篇长文《纳四裔入中华》，就是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同意，中华民族是一个现代建构的概念，当然，结合时代背景看，这种建构中华民族的理想很伟大，是要建立与现代世界的民族国家体系相吻合的一个国家。

但问题是，我们同时也要意识到，中华民族也还在建构过程中，它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东西。很多人也许会引用费孝通的“多元一体”论，但我要坦率地说，“多元”既是历史也是现实，而“一体”则仍在建设中。自从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为了维护疆域和族群不至于分裂，各种族群仍然能够生活在一个国家里面。但是，你不能仅靠一个概念、一个理想、一个口号去团结各个民族，提出概念、理想和口号虽然很伟大，但是也要把它真正地建设起来，这里面还需要太多的努力。如何解决各个不同族群的彼此认同具有共识，如何实现各个不同宗教信仰的相互尊重和彼此兼容，如何解决各个不同地区经济、教育资源上的平等，这样的问题如果不解决，仅仅从学理上讲有一个“多元一体”，恐怕不是办法。

作者： 朱天元

原标题：葛兆光：徘徊在建构神话与记录史实之间的历史学